黄花闺女

我相信民主、自由和平等。
总有一天会实现。

“You may say that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

Sunday, 6 March 2011

烈火莫熄时期顺势而起 学生运动迈向跨族合作



作者/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 Oct 08, 2010 11:50:48 am

学潮翻涌系列(二)

【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撰述】1998年的一场烈火莫熄,划破了马来学生运动长达十年的寂静。

12年前的那一场壮烈的政治运动,为十年后的政治改革、社会要求和平,自由和民主奠定基础,烈火莫熄运动的代表人物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左图)已是现在的国会在野党领袖。这场政治运动掀开马来西亚政治的新页,同时让马来西亚沉寂已久的学生运动死灰复燃,更让学生运动迈向跨族群的合作。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导致首相马哈迪和副首相安华意见分歧,安华被革职后,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烈火莫熄集会,直到安华在《内安法令》下被捕、被全国总警长挥拳殴伤,再到鸡奸罪名成立,期间的贪污舞弊、朋党主义、警方滥权一一浮上台面,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前组织秘书李凯伦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许多在籍的大专生,看到社会的问题,包括人权问题,一个副首相(安华)也可以被打到黑眼圈。”

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风气,将马来西亚学生运动推向高潮。烈火莫熄时代的学生运动,让失去多年的跨种族合作再次重现。虽然在烈火莫熄之前,已经有全国回教学生协会(GAMIS)、马来西亚国家回教学生学会(PKPIM)以及马来西亚回教青年阵线(ABIM)等学生组织,可是当时华裔学生搞的是学生华裔理事会和华文学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甚弱。

促成跨族群合作


李凯伦在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访问时,回忆起1999年的4月14日安华鸡奸案下判的前一晚,即4月13日,学运发起了黑色14(Black 14)烛光晚会,他打趣地说:“学运与马来学生组织合作初期时,彼此还存有猜疑,大家都在质疑我们会不会临时看到警察,而害怕就跑,结果那一晚他们‘放飞机’,不过他们有派人来监督。”

结果,烛光晚会并没有顺利举办,警方和内政部官员还抢夺李凯伦和学运的同伴们的布条,唯警方没有逮捕任何的人,不过这一切都被派来“监督”的同学看在眼里。那一夜以后,学运与其他学生组织开始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联系,不同种族学生组织之间的合作也相继成形。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促成了全国大专生联盟(Solidariti Mahasiswa Malaysia)的成立。这个跨族群大专生联盟成立的渊源,可追溯到1998年学生运动的历史背景,李凯伦(左图)说:“以前是先有全国学生理事会(MPM),然后再把合作转换成GMMI,跟着就和总警长展开和平对话,那时候有不同的种族,久了大家比较有默契,大家也对学运也比较了解、有信心。”

为了反对政府引用《内安法令》逮捕及扣留政改领袖的不民主行径,全国大专生成立了全国大专生废除内安法令联盟(Gabungan Mahasiswa Mansuhkan ISA,简称GMMI)。他们曾提呈备忘录予全国总警长诺利安麦,并曾在2001年6月8日在国家回教堂举行反对《内安法令》和平集会,其中有七名学生因此被警方援引《警察法令》起诉,此事件也被称为“内安法令7”(ISA7)。

在全国废除大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成立之前,1999年的4月15日,五位分别来自不同大专的代表,首次以不同种族的姿态,呈交命名为《迈向恢复国家公正制度的方向》备忘录给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尤索晋,以表达大专生不满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处理安华事件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包括殴伤前副首相安华以及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等人,因此也引发了工大代表杨凯斌被校方援引《大专法令》提控事件。

学运展开文明对话

杨凯斌(右图)出席听证会当天,共有200名工大生以及其他的学生代表理事会代表齐集工大,举行和平请愿,声援杨凯斌,并在之前收集了1019个签名。杨凯斌事件后,学生要求社会改革行动陆续有来,同时积极打破种族之间的隔阂。李凯伦提到,当巫青团恫言要火烧隆雪华堂的时候,学运开始召集一些各族的年轻人抗议暴力,进行文明对话,增进各族之间的了解。

李凯伦说:“当时对话的内容包括为什么回教徒一天要祈祷五次,为什么回教女生要包头巾,马来人就问什么喝酒,为什么宗教换来换去,问为什么马来人很懒,为什么成绩那么烂也可以当医生,会不会医死人啊……大家便开始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是很片面式的,就像你住在我隔壁可是我并不认识你。”

不过,当然1998年烈火莫熄时代并非学生运动首次的跨种族的合作,跨族群的合作其实早有先例的,从直落昂到打锡乌达拉到华玲事件,大学生声援的对象是“贫民”而非“马来人”,因此参与的大专生不乏非马来人。

虽说当时已存在跨种族合作,但是只局限于马大学生会以及社会主义俱乐部。当时存在的另一个组织马来语文学会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积极争取国民教育政策;而当时已存在的马大华文学会则以文化演出为主。所以学生组织斗争目标各异,所以当时的跨种族合作只是属于小众,还不能将之视为真正的跨种族的合作。

目前以跨族群合作形式出现的全国大专生团结阵线(SMM)是由全国回教学生联盟(GAMIS)、马来西亚全国回教学生学会(PKPIM)、马来西亚学生俱乐部 (KARISMA)、全国独立大专学运组织(KAMI)以及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组成的。除了全国大专团结联盟,跨族群学生联盟尚有废除《大专法令》联盟以及青年与学生联盟。虽然我国的学生运动有寻求跨越单一种族的趋势和醒觉,然而可惜的是依然无法打破各族群学生只在自己的圈子活跃的窘境,就例如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一直以来都是以华裔为主。

政治学者黄进发曾经说过,学生运动的“多元种族性质”,应该体现在其投入(Input)以及输出(Output)上,运动的参与者固然应该是多元种族的,关心的对象也应该是跨种族的,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社会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学运的热情是理想主义的,所以事先不设限或选择性的关心。因此,如何获得各族群的支持,凝聚一股巨大的力量,持续性地对展开批判和改革的理想,是当今学运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

回教运动取代左派运动

过后有20年时间,国内学运低迷,校园活动转向宗教,回教复兴运动影响马来学生;非马来人方面,则是基督教和佛教青年活动的兴盛。对回教学生来说,所有的社会改革和国民团结问题,都放在宗教的脉络下讨论。但回教学生运动也不是一致的, 1980年崛起的马来西亚回教青年阵线(ABIM)其实是回教学生运动中比较温和与主流的力量。无论如何,这类宗教学生活动本质是保守的。

政治学者潘永强在其一篇关于学生运动的文章分析道,1998年安华事件至今出现的这一波学运是政党政治角力的结果,但如果论视野、世界观、格局以及人生观,则没有之前的学运那么深刻和壮阔,大部分集中在校园民主的议题,例如重视学生会的竞选。优点是,现在的学运少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两股包袱,可以比较从容地关心民主和正义的问题。

烈火莫熄以后,马来西亚的学生运动逐渐归于沉寂,大专生的焦点从以前的国家大事转为各自的利益关怀,大专生关心的议题仅限于废除《大专法令》等校园民主议题,甚少就其他国家议题表态。每每出现校方援引《大专法令》控告学生时,校园总会出现季节性且短暂的学运热潮。

在1969年8月31日,约有1000名马大生聚集在演讲角落声援因参与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示威而被捕的学生,出席的学生人数等于校园当时总学生人数的17%。目前正在专研马来西亚学生运动历史的年轻艺术工作者法米惹扎(Fahmi Reza)以这次的集会人数做了一个假设性的统计。

他推算,现在马大共有三万名学生,17%的学生等同于5100名学生,若以全国大学生人数来计算,约100万名学生(包括私立和国立的大学生)的17%就等同于6万8000名大学生,可是回看苏淑桦上法庭挑战《大专法令》违宪时,出席庭讯支持的学生,寥寥无几,学生连关乎自身权益的《大专法令》都视之而不见,更枉论学生对国事的关心了。


最近的四名国大生因到乌雪补选考察,而遭校方援引《大专法令》传召出席听证会,四名国大生最后诉诸法律,继苏淑桦后,成为大专生第二度挑战《大专法令》违宪的案例,虽然掀起了学生之间的涟漪,可是大学生谈废除《大专法令》已久,却总是昙花一现。还有被告在马大校园纵火、擅闯以及涂鸦的马大生,最近被高庭宣判无罪释放,两个案件恰巧在同一个时期宣判,学生运动的气势突然有了回温的感觉,可是有多少大学生关注这两起案件?

学生运动当前的挑战包括在风气云涌的国家局势中,是选择继续满足于校园的民主议题,或是走出象牙塔,重新和社会接轨?同时,自翊维护校园自主和校园自治的学运一直都是校园的少数,要如何确保其运作能够持续性地运作,而非昙花一现,对现有的学运组织来说,是一项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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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殖民意识催生我国学运 左派学运倾轧宗教派崛起


作者/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 Oct 07, 2010 12:39:28 pm

学潮翻涌系列(一)

【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撰述】根据Althbach P.G在《孟买的学生运动》中的看法,在发展中国家,大学生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大部分的精英皆由此而生。放眼世界,大专生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战前的中国,战后初期的各殖民地反殖民统治运动,到70年代泰国、南韩、缅甸、中国大陆的反军事统治、反贪污、支持民主化、到东帝汶但对印尼侵略者的反抗,学生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


学生运动的定义有一个较为中肯的说法,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是学生对于国家社会以及群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具有政治意义,与世界运动有影响的运动。

中国世界史学教授杨人缏说:“一个时代的学运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因为学运的动机不限于学生切身的利益,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学生内部其势力能深入民心,其影响力必须与世运有关。”换言之,每一个时代的学生运动蓬勃和起伏发展,与当下世界、区域性以及国家的政治的局势有莫大的的关系,放眼我国的学生运动历史也何尝不是如此。

虽然1974年的华玲事件以及打锡乌达拉事件是马来西亚较为人知的学生运动,然而马来西亚政治学者潘永强综合我国学生运动各阶段的发展时,归纳出四波浪潮。他认为我国的学生运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萌芽,而当时的学生主要以反对殖民主义,以及争取马来亚独立为斗争目标,因此马来西亚的第一波学生运动是发生在1930年的英殖民时代。

60年代学生捍卫农民

1930年代初期,以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kod)为首的马来人青年协会 (Kesatuan Melayu Muda, KMM) 在丹绒马林的苏丹依斯德里师训学院(Maktab Perguruan Sultan Idris)成立。马来青年协会强调反殖民意识,同时反抗传统上层精英的“资产阶级封建统治”,更主张马来半岛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组成大马来西亚。

马来半岛学生反殖民意识催生了我国的第二波学生运动。在50年代,战后初期至我国独立前后,当时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学生与反殖民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学生连同工运和民族主义者,开反殖民斗争,所关心的议题包括宪制的安排、民主主义、公民权资格、语言与文化权利。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学生运动一直持续至该大学1959年迁移至吉隆坡之后。

马大迁移至吉隆坡的最初几年,学生运动的性质有了明显的改变。学生从关心民族课题,转向只关注学生的事务,特别是关于学生福利的事务。

马来西亚学生运动出现社会及政治性活动大约始于1967年。1967年发生了重大的直落昂(Telok Gong)农耕地事件,社会主义俱乐部也在同年成立。

1967年的直落昂事件,是一场学生为没有土地的贫穷农民争取土地的一场斗争。当时一名叫哈密都亚(Hamid Tuah)的农民在直落昂开拓土地,耕种以及搭建屋子,不料,政府使用暴力摧毁贫民的农作物及屋子。马大学生与讲师们参与了农民的斗争,表达他们对国家贫民课题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直落昂事件改变了过去学生只通过研讨会以及座谈会的方式,并以实际行动表达他们的立场。


1969年几所新大学成立,包括理科大学、国民大学、农业大学以及工艺大学的成立,有许多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在思想进步的学生领袖领导下,学生们开始关注人民生活的重大课题。

1969年全国大选,六名马大学生会领袖成群结队到半岛各地区举办集会,举办群众讲座发表他们的全国大选宣言。这六名学生包括马大学生会当时的主席邝锦洪、副主席庄来发、总秘书赛哈密阿里(Syed Hamid Ali)、财政秘书郑文雄以及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杨泉。他们各自以华语、英语、马来语、福建话以及广东话,结合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发表宣言,包括:呼吁人民支持适合的政党、呼吁选民理智投票、要求平分土地、人人皆享有言论自由、撤销安全法令以及废除军事基地。

他们的所到之处,都获得了群众热烈的反应,与当时其他的政治和民间力量促使在野党在1969年大选中首次否决联盟的三分二国会议席,且夺得数个州属的政权,然而由于过后发生了513种族冲突事件,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以致这段学运历史极少为人所提及。


70年代马大校园兼容各派

1970年代前,马大华人学生占七成之多,1970 年代后逐渐减至三成左右,而马来族学生则大量增加,多数来自农村,所以就把农村贫穷和回教的议题带进校园。1974年,校园的左派和右派学生发生了两场为人津津乐道的学生运动既华玲(Baling)反饥饿游行以及打锡乌达拉(Tasek Utara)木屋反迫迁事件。当时候通货膨胀,橡胶价格大跌,学生与贫民连成一线,捍卫这些饥寒交迫的贫民。

1970年代的马大校园,保守、左派与右派皆在校内活动,反映了当时马来西亚政治的激荡,浮动和转型过渡的特色。不过由于60年代末左派学运开始崛起,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影响较大。马来亚社会主义俱乐部于在1967年成立,继承了新加坡时期的传统。当时除马大马来文学会外,马大回教学生会、马大淡米尔文学会,也曾由来自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领袖控制。

1974年,当学生运动在马来西亚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1961年成立的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不幸在这场漩涡严重受挫,在学生运动平息之后,国会在1974年的12月19日宣布的白皮书中,指马大华文学会涉及共产党的颠覆行动,关闭马大华文学会。


校园的左派势力被压制之后,右派势力随之崛起。政府颁布白皮书过后的20年间,国内学运低迷,校园活动趋向宗教化,回教复兴运动影响马来学生;非马来人方面,则是基督教和佛教青年活动的兴盛。对回教学生来说,所有的社会改革和国民团结问题,都放在宗教的脉络下讨论。但回教学生运动也不是一致的,1971年成立的马来西亚回教青年阵线(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ABIM)在1980年代崛起,其实是回教学生运动中比较温和与主流的力量。无论如何,这类宗教学生活动的本质是保守的。


政治局势激荡学运

政治学者潘永强(右图)在《大马学生运动的四波五潮》一文中指,1998 安华事件后,国内出现第四波学运,一直持续至今。这一波学运是政党政治角力的结果,但如果论视野、世界观、格局以及人生观,则没有之前三波学运那么深刻和壮阔,大部分集中在校园民主的议题,例如重视学生会的竞选。优点是,第四波学运少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两股包袱,可以比较从容地关心民主和正义的问题。

“从各国经验来看,学运通常伴随著政治变迁,没有政治动荡就很难有学运高潮,而一旦有政治转型期来临,学生是最有理想和单纯的一群,很快就会卷进风潮。所以独立、建国、政治对立的时候,最易爆发学运。”

尽管学生常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动力,但他们甚少直接为政治运动带来成果,因为成功的政治改革,主要还是要看社会群众和政治领袖的作用,学生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甚至没有机会享受成果。但是学运与一般社会运动最大区别是,学运力量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也是脆弱的,一旦遭受国家强硬打击,就随时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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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5 January 2010

廖化让我一夜长大……?

我说自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你却告诉我其实并不然。
我上网查了个资料。
“蜀国快灭亡之时,那时廖化已有70余岁了.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蜀国后期人才凋零,沦落到国破家亡之时,只能把一个已经70多岁的老头派上前 线.,并没有指是因为廖化才干不够,只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人才,才把他派上去做先锋的意思.其实,廖化是个很厉害的武将。……他年登七十还能做蜀国的先锋.证明他确实是个很厉害的将军。”

我只能感谢一切的鼓励,虽然总觉得自己有时还是会一窍不通。

用msn聊天,却也能因为一时的感触而对着电脑荧幕流泪。
我不是因为伤感,只是感觉有点唏嘘。
那些曾经认为是典范的人们,转个身很快的就形同陌路了。
我狠不下心,如果情况需要我想……
我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挽留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人们。

是谁让我相信,是谁又让我放弃相信的……?

我必须在此时此刻给予留下来的人更多的鼓励,甚过去理会无风不起浪的人。
如果连原因都令人抓摸不了,只感乏力解决。
当初是谁离开,是谁不同意谁的离开……
矛盾的我……
抓摸不到的是你……还是我……?

还没准备好,可是他们都说很多东西是连准备都来不及的。
沉着气迎战,我说我有点镇定,镇定中带点慌。
然后你告诉我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所以我胆粗粗地去了,结果最近一直过得战战兢兢,日子更是过得有惊无险。

那一晚以后,豁出去的心理不懂从哪来。
与其说我一夜长大,不如说我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历了太多。
人事的变化,混乱得有时候让人心如止水。

曾经的动摇到确信,我希望我能一直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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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行程

本来想用“战战兢兢”来形容我这次的行程,可是我觉得我
并没有很担心,只是
在出发前我会一直念着: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死了……惨了……,可是最后还是带着每次临时抱佛脚就会出现的镇定,高唱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
在起飞前的一天,才告知我最亲爱的舅舅,结果被念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后来我因为他说如果我是男的话就不用担心云云的话,又跟他辩论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妈妈那里被我含糊带过,只告诉他有认识的人一起去,可是事实上是不同的班机,今天下机打电话给她,她才搞懂我是自己单独往返,虽然我总是先斩后奏,可是我总是会因为她那一句:好好照顾自己,而被感动。

这几天的对话和交流,除了用获益良多,也别无其他形容词可言。
接触了泰国、尼泊尔、缅甸以及菲律宾的朋友,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强烈的热诚,多少也激励了自己。
相比起缅甸和菲律宾人民长期处在被压迫的情况,泰国政治的不稳定,我们的国家似乎安逸了一点。
可是事实上却不是,只是学生对民主和人权的认知似乎太少了。
教育私营化,大学生失业一再地被讨论是整个对话会上最关注的事。这些趋势一点都不假,今天上网就看到了<大学毕业生失业率狂飙>的新闻.
“也许你可以选择忽略,可是难保你不会遭殃 .”这句话我想对那些还搞不懂状况的大学生们说,可是每次说了以后我都觉得自己自以为是。

我得到了许多课题的分析,我从讨论中获知其他国家的状况,只是我想我的“伟论”到此就好,其余的留给报告好了。

我只是想说:我喜欢我这次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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