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闺女

我相信民主、自由和平等。
总有一天会实现。
“You may say that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

Wednesday, 23 March 2011

落脚处

原本以为这三年会过着“定居”的生活的我,结果共搬了三次家,兜兜转转我又回到了搬出宿舍以后的第一个家——金丹阁。
只摆放了些必需品、衣物、文具还有要用书本,
大部分箱子和袋子就这样放在角落旁,等待下次的发落。
很快的找到自己的角落,还好有之前没搬的桌子,
天注定……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原点,哈。
很快的我又即将迎接第四次的搬家,我将何去何从?
……
很努力地把路记起来,结果还是迷路了。
面对一个很想帮忙的保安,可是语言不通,直叫人觉得太烦。
撇开保安,希望用自己的能力找路,又迎来两个保安。
情绪爆发:你们这些人,不想帮忙,就不要来烦我们。
用不耐烦的语气,换得了保安的帮忙。
结果又往回走……因为错过了一个路口,我们经历了一小段艰难的路程。
……
暂时的各散东西是为了下一次的重聚,我没有太多的不舍。
三个月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有些人和事总叫人难忘,
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啤酒周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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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1 March 2011

这不只是一只猫的问题

【我思我论/黄翠妮专栏】沙登虐猫事件在2月24日上载后引起公愤,网友更在短短的八天内揪出真凶,犯下虐猫行为的邹筱薇不堪社会压力,而透过当地议员欧阳捍华和张念群召开记者会,向大众道歉。

根据各大媒体报道,在3月6日记者会召开前,保护以及爱护动物组织30名人士向邹筱薇兴师问罪,而雪隆照顾和爱护动物协会主席茨万(Chelvy M.)更恫言要打断邹筱薇的手脚。



邹筱薇必须为虐猫一事负上责任,并接受惩罚,因为没有人有权任意践踏其他动物的生命权。然而,茨万以及30名爱护动物反暴力人士非但没有正视问题,却成了鼓动使用暴力分子。这与杀人犯不应该施以死刑的道理是一样的,若我们认为杀人是残暴的,那我们就不应该诉诸残暴的行为来对付杀人犯。

此外,我们的社会常理所当然地以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是对施暴者或是罪犯最佳的惩罚,可是往往这只能平息一时的怒气,却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其他的事件,如2009年11月发生的掠夺匪被逮,群众与警方围殴事件更凸显问题的严重,而执法单位缺乏人权意识,更发生警察枪杀16岁少年阿密努拉希案件。

不应蔑视人权动用私刑

我们能够理解动物爱护者对邹筱薇的愤怒,但是最令人意外的是,身为捍卫生命权利的爱护动物者,竟然恫言纠众殴打皱氏,不但目无法纪,更枉论对人权的尊重。

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阐明人人皆有生命权,并表明“任何人不得以被施以酷刑,或是残忍的、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

这表示个人的人权不可因为其犯下的罪行而被剥夺,最邪恶与最善良的人皆受到人权的保护。因此,无论是掠夺案件,还是邹筱薇虐猫案件,人们皆不能因个人的愤怒而滥用私刑,因此茨万的行为可被视为藐视人权。

此外,掠夺匪被逮后面对罚款或监禁,其刑罚固然有阻吓作用,但治标不治本,唯有减少失业率才能减少罪案。兽医局执法组已经表示,邹筱薇触犯《1953年动物法令第44条法令》,因此可能被控,这虽然对社会有所警惕,但我们也必须正视虐猫事件的原因。这不外乎人们从不把动物的利益与我们摆在平等的位子。

马来西亚动物福利组织、马来西亚动物与福利协会、马来西亚残障人士动物疗法协会以及捍卫自由律师团指责欧阳捍华在3月6日的记者会上以“这只是一只猫”为由,要求社会原谅邹筱薇,该言论似乎认为动物的生命价值不比人们来得重要。

众生皆平等

1977年国际动物权利大会通过《世界动物权利宣言》,第一条就阐明:所有动物都生来平等,同样享有生存的权利;第二条则阐明 :每个动物都有被尊重的权利。人类,和其他动物物种一样,不能侵犯、消除其他动物或剥削它们的权利。人应该用自己的良知来为动物服务。每一个动物都有被人体谅、善待和保护的权利。"


《世界动物权利宣言》与《世界人权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世界动物权利宣言》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动物主义者认为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有生存、自由活动、教育和工作等权利。同样的,动物是地球以及大自然的一份子,也应该享有自己的权利。

今天我们社会倡导保护弱势群体,尊重同性恋、保护儿童、妇女、老人和残疾人士,同时也应该把动物视为弱势群体来对待。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拥有阶级之分,而人与动物也皆平等。若要防止虐待动物事件,就必须启蒙大众,生命的价值是不分贵贱的。


正因此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指出:"生命的每种形式都是独特的,不管它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当受到尊重。为使其他生物得到这种尊重,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道德准则的支配。"

刊登于3月16日《独立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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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6 March 2011

女性车厢可行吗?

【我思我论/黄翠妮专栏】来到吉隆坡求学以后,由于没有私人交通工具,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成了家常便饭的事,尤其是电动火车。除了不满电动火车常常误时外,最让人懊恼的还是上班下班的高峰时期,常常因为过于拥挤而无可避免地和男性乘客有肢体上的碰触,这实在令人感到不舒服,我想大部分的女性乘客都曾经有同样的感受。

马来西亚铁道公司早在几个月前,基于防止女性受性骚扰以及我国目前的女性乘客占了60%,推行了女性车厢,这项措施真的是女性的天大消息,对我亦如是,想到就算车厢再多么地拥挤,只要能够避免被男生不小心被吃豆腐的尴尬,我最初也挺欢迎这项措施的。


在女性车厢推行的初期,许多男性乘客常常毫无意识而进入女性车厢,结果铁道公司只好派员驻守在特定的车厢和车站,禁止男性入内。我自己则常常见识到每当电车停在吉隆坡中环车站时,铁道人员就会入内驱赶男性搭客,最近也常遇见许多仗义直言的女士,把这些“不识好歹”的家伙赶出女性车厢,车厢内的女性无不直呼大块人心,有的则在一旁窃窃私语作出“不知丑、不要脸”的指责。

性搔扰是权力控制

从推行女性车厢的至今所引发的种种现象,却曝露了我国社会对于两性平等概念的贫乏。铁道公司以防止女性性骚扰事件推行女性专用车厢,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否认这能够减低性骚扰事件,可是实质上这项措施是治标不治本的,反而会出现反效果。

以日本为例,该国的性骚扰事件,在推行了女性车厢后不减反增。根据东京警视厅提供的数字,日本东铁路公司的“中央线”2005年9月开通“女性车厢”后,当年此类性骚扰案件数量增加至217宗,比 2004年增加29宗。另外“京王线”加入“女性列车”后,2005年共发生146宗性骚扰案,也比2004年增加24宗。

今天我们谈两性平等的时候,除了在基本权利上要求男女平等外,同时也必须保障两性的自由实现,因此对弱势者的保护和照顾都不应该成为她/他们的自身限制。把弱势者区隔开来,而不去加以谴责加害人,是在本末倒置的处理问题。

我们忽略了一般上骚扰者都是性别的歧视者,因此性搔扰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背后的权力控制议题。设立女性车厢无形中会让人以为,其他的车厢都非女性所能乘搭,因此若女性进入混合车厢,反而让加害者更加有机可乘,因为会被认为是咎由自取,进来就代表你同意这样被对待,女性面对性骚扰的风险更大。这显示,铁道公司过于着重女性车厢,反而变相威胁着混合车厢的女性安全。

从技术上而言,就已经曝露了当局考虑不周详的弱点。若以马来西亚铁道公司所指的 60%女乘客的比例来看,女性乘客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一节女性车厢所能承载的数量,以致还有其他的女性必须乘坐其他的车厢,还是无法全面防止性骚扰问题。

催化两性不平等

看似保护女性的车厢,某种程度上是歧视男性和女性,更加催化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把所有的男生视为性骚扰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女生视为被保护的对象,凸显当局在忽略了男生是受害者,女生也可以是加害者的可能性。还有如何界定“性骚扰者”是很主观的,有一次看到铁道人员让一家人乘搭女性车厢,想必该人员认为有家事的男人不会进行性骚扰,可是性骚扰的发生不在于你是不是已婚男人,而是背后加害人歧视受害人的问题。

此外,身为女性,面对许多男性乘客误闯女性车厢,我们不由自主地会感觉到自己的地盘被侵犯,不难理解许多女性会因此动怒。当我们怨为何这些男性不懂得尊重女性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在考虑当中有多少人是听不懂车站的广播的指示或是看不懂贴在车厢外的告示牌?又或许他们不是明知故犯的,因为我们的交通规划实在太差劲,电动火车的拥挤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男性乘客被逼乘搭女性车厢,也是情非得已的事。


虽然,最近马来西亚铁道有限公司公关部高级经理法西尔在接受《南洋商报》的访问时承认,许多误闯女性专用车厢的多数是外劳,因此铁道公司打算增加孟加拉以及越南字说明的告示牌,还有打算立法解决误闯问题。不过这充其量也只是解决了男性进入女性车厢的问题。

提出设立女性车厢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把女性乘客和男性乘客隔开来,不能真正解决性骚扰问题。就如妇女行动协会所说的性骚扰不能透过隔离两性来解决,反之,营造舒适的空间倒可以借着空间提防狼爪,也让每位乘客有更舒适和安全的空间。长远来说,推动两性平等的议程才能根本解决性骚扰问题。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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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的权力规训

【我思我论/黄翠妮专栏】我到大学行政楼办事时,常常遇到令人不可理喻的事。常常因为没有佩戴学生证,结果被保安禁止进入行政楼。每次我都赶忙出示我的学生证,可是每一次保安都坚持我必须使用挂绳,并把学生证挂在胸前,才能让我进去。

我坚持不佩戴,因为我认为既然已经出示了学生证,也表示保安人员已经确认了我的学生身份。殊不知,保安给我的理由竟然是:佩戴学生证是其中一项穿着指南(Dressing Code)。最近,我拗不过保安人员,只好无功而返。临走前,保安人员还添了一句:“下次不要穿袖子那么短的衣服来。”

行政楼里设有有学生事务处(Bahagian Hal Ehwal Pelajar)、学术事务处(Bahagian Akademik)还有财务处等,属学生常来办理自身事务,例如申请办活动、申请转科系或者是缴交学费的地点。除了衣着上的不自由,相信有不少人经历这样的经验:活动负责人常常因为计划书字眼一点儿错误,常常来回学生事务处,疲于奔命;一个想要转科系的学生,要奔波于不同的部门,到最后换来的可能是停学一个学期的结果。

严禁言论宣传

为什么平均二十岁的大学生穿着自由仍受限于校方的穿着指南?为什么这座原本应该方便学生的行政大楼,却成了繁文缛节、处处为难学生的象征?对于官员的刁难、对于行政人员的敷衍塞责,我们的大学生竟然却视若无睹。只要事情能办妥,来回几次学生事务处似乎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们领取高等教育贷款(PTPTN)进入大学,毕业后还要背负着巨额的债务,我们毕竟也算是教育的“消费者”,校方提供有效率的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我们却常要为官僚的程序东奔西走。

博大学生事务处底下共有七个部门,美其名是处理学生课外活动以及福利等事项,实际上俨如大学里的纪律处,学生的行为都受限于由学生事务处授权执行的校园规则(Kaedah-Kaedah Tatatertib Universiti)。

这其中有:禁止在校内举行集会、禁止在校内使用扩音器以及个人或团体禁止在校内展示标语、旗帜或海报,于是就有了种种不成文的规矩,例如任何活动若要在校内张贴海报、派发传单都必须获得学生事务处的批准等,希望借此控制不利于他们的舆论。

剥夺大专学生自治

若追溯学生事务处成立的历史,不难发现当初成立学生事务处志在接管校园事务成立,无非是要取代学生会(Persatuan Mahasiswa)的角色,而学生会是现今学生代表理事会(Majlis Perwakilan Pelajar)的前身。

1959年,马来亚大学从新加坡迁移至吉隆坡,而学生会是《马来亚大学法令》授权成立,学生会有权管理巴士服务、食堂招标等福利事务,而学生会领导层是由学生一手包办的校园选举遴选出来。此外,学生会更会拨款给学生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大学的行政部并不会干涉学生会的决定,充分凸显学生自治的精神。

理科大学 、国民大学 、农业大学 以及工艺大学陆续成立,各大学都拥有自己的学生会,而这些学生会结合起来成为马来西亚学生联合会 (Persatuan Kebangsaan Pelajar Malaysia),也形成了庞大的学生力量 。后来政府开始意识学生的力量,所以颁布了《大专法令》,更透过多次的修改,名正言顺地骑劫学生会,掌管学生事务,后来形成现今的校园团体对学生事务处毕恭毕敬的乱象。

除了学生事务处,随着学生代表理事会的出现,校园民主与学生自治的精神已经不复存在。《1971年大专法令》(2009年修订)的第48(10)阐明学生代表的权限附属于大学校长之下,包括就学生问题向校长做出投诉以及履行大学董事部(LembagaPengarahUniversiti)指定的活动。这与过去学生会的性质差别甚大,学生代表组织变得有名无实。

落实民主生活方式

校园民主不只是举行一年一度的校园选举,不仅是还原学生会,恢复学生自主权就能体现的,我更希望的是校园民主能够达成相互尊重的态度,在日常管理中体现平等的精神。就好像,我到大学行政楼,不会有保安坚持我必须佩戴学生证、不会有人批评我的穿着。我要去申请一份文件,我不需要东奔西走,官员不会给我脸色看。

大学应该履行教授治校的原则,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通过选举产生,而不是透过特别关系委任进来。校方应习惯于面对批评,学生也能够自由举办讲座,公开谈论政治,而不受到校方的干涉。龙应台说过,“民主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校园民主理应如是。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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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贷学金问题看教育私营化

【我思我论/黄翠妮专栏】目前许多在国立或私立大专的莘莘学子都是靠着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erbadanan Tabung Pendidikan Tinggi Nasional,简称PTPTN)的贷款完成三年或四年的大学课程。截至2009年12月为止,国内共有55万9753名学生有资格获取该项贷学金,而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所预付的款额高达马币8亿6454万元。

1995年前首相马哈迪宣布,期望马来西亚在2020年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朝向全面的发展,因此政府扩大高等教育的框架,积极推动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加上种种政策的护航,包括放宽设立私立高等学府的条件,推广双联课程以致我国的私立大专如雨后春笋般林立。

根据《第六马来西亚计划》,政府所公布的数字显示,在1985年政府要承担一名大学生的常年开销高达马币1万5068元,而根据马来亚大学教育系其中一名讲师所做的调查显示,1991年马来西亚政府用于津贴每一名大学生的全年经费如下:

政府减少教育津贴

不过自1996年起,政府宣布国立大学将逐步走向企业化后,在国立大学就读的学生不再享受高额的政府津贴,而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于1997年成立,符合资格的国立或私立大专的学生皆能够申请,并在毕业后偿还并承担1%的债务。与其说是为了向经费不足的大学生提供贷学金,以协助有需要的学生进入大学的门槛,不如说这是政府减少对教育津贴的开始,并为教育私有和私营化铺路。

此外,政府于1997 年通过了《私立教育法》,为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目前在马来西亚有20所大学以及627间高等学府, 而私立教育机构每年招收的学生有几十万名。私立学府的学费不菲,打个比方说,在私立大专选读医学系需要承担约马币40万的学费,而心理学以及护理学系的学费则约马币5万元。这些由企业家创办的高等学府,设想周到,也为缺乏经济能力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因此,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的学生,在毕业后必然就成了偿还债务的奴隶。

大专所提供的辅助计划普遍上有三个情况。第一、学生必须履行合约,即毕业后在一定期限内到特定公司上班;第二、学生毕业后所欠债务,若超过指定金额,他们将列入破产黑名单,而破产者的某些财务将遭冻结;第三,不用还任何一分钱,因为学生在求学期间已间接的为企业家谋取利益。他们的论文、研究报告等,已被该学府申请版权、专利。从种种的合约条件来看,最终获益的还是典当教育为基本权利,把教育视为赚钱工具的资本家。

从政府逐步私营化高等教育来看,政府已经把学生视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因此学生和家长必须自己承担起这笔高等教育的费用,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名正言顺地削减高等教育的经费,同时学费也会因此而大大地提升。在被认为是惠及朋党以及资本在的《第十马来西亚计划》中,被选上的公立大学将被私营化并与私营大专合并,学费也随之增加,预计每个学生的学费将从平均马币1万元增至5万元。

这样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出身贫穷或是少数种族家庭的学生。在高等教育私营化趋势中,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可能入大学,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入大学的可能性则下降,他们要更多地依赖贷学金上大学,但是偿还巨额贷金的重负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望而却步。

以奉行教育私营化的美国为例,1976 至1986 期间,不仅黑人入学率下降了,而且出身贫困家庭的其他人,包括白人在内。这剥夺了有能力继续升学者的教育权利,更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款中,所提倡的“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的原则。这与,印裔大多以处在贫穷线上以及拥有许多被边缘化原住民的马来西亚,情况相符。

削减人民基本需求预算

不管是国家教育基金局还是私人机构所提供的贷学金,虽说是协助经济能力的学生,更多的时候贷学金是为中产阶级服务而已,更是政府合理化教育私营化的方式。若追溯到国外高等教育公有化的时代,无论是决策者到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和普通公民都接受高等教育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因此政府肯拿出巨额支持扩大高等教育,纳税人也肯慷慨解囊支持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

然而,从首相纳吉在《第十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不增加高收入公司和纳税人的税收反而通过削减汽油、白糖、煤气和盐津贴来面对2019年国家破产危机来看。由此可见政府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在维护朋党利益,以致国家无法通过征收公司以及高收入者的税收,来补贴人民的基本需求,包括教育津贴,以致我国的莘莘学子必须背负巨额的教育贷款。

国家教育基金局预计在2013年透过内陆税收局透过强制扣薪,让拖欠者偿还贷款,虽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若我国的教育政策不是奉行资本主义,我国的经济政策不是维护朋党,我们或许不会一毕业就成为巨额债务的背负者。

资料参考:
理科大学前进阵线《大学商业化和危机》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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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众参与决定科技政策

作者/黄翠妮专栏 Dec 13, 2010 12:17:44 pm

【我思我论/黄翠妮专栏】日前卫生部长廖中莱宣布,政府决定在马六甲以及文冬两地推行野外释放基因改造蚊子实验,以便日后能够使用基因改造蚊子杜绝日益严重的骨痛热症。

这项由英国生物科技公司(Oxitec)开发的技术,主要是改造雄性黑斑蚊(Aedes aegypti),产生含有致命性基因(Lethal gene)的雄性蚊子,而它们必须依靠四环素(Tetracycline)才得以生存。


由于雄性蚊子不会叮人,不会传染骨痛热症,所以被选择进行改造。被基因改造的雄性黑斑蚊在与雌性,将会生产含有致命性基因的黑斑蚊后代,因此在没有任何四环素的情况下,它们将会提早死亡,从而减少黑斑蚊的数量。

争议科技应有风险沟通

我不是科学专家,也不想在科学知识上班门弄斧,只是相信任何科技必然潜在一定的风险。而实施任何科技政策前,特别是备受争议的基因改造技术,普罗大众有必要了解该技术所面对的风险以及防范的措施。

尽管廖中莱的新闻秘书林钊盈较早前力证这项计划并非仓促推行,更指国家生物安全理事会曾在今年八月两度在主要报章刊登广告,向公众发布消息,询问意见和回馈。然而我参与“反对基因改造蚊子联盟”,在文冬沿户派发传单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的居民对何谓基因改造蚊子一知半解,更妄论民众能够在当局“粉饰太平”的处事态度下,能够了解该计划所面对的风险。

虽然当局一再强调基因改造蚊子计划的风险几乎等于零,事实上基因改造产品所涉及的,不仅有科学的争议,科学之外的争议,包括对健康、自然生态、社会伦理的影响更是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两者都有必要重新探讨、界定和评估处理,所以也应该聆听非科学界的声音。

台湾发展研究所教授周桂田在其《争议性科技之风险沟通——以基因改造工程为思考点》提到:“公众对科技争议一开始的参与涉入,往往有助于其对风险资讯、与争议性价值的学习与判断,由于透过适度的科技评估参与,产生了社会自主的判断过程与标准,因此一方面能大幅提高公众对风险资讯的信赖程度,另一方面也能增进公众对于科技争议的理解性,发展出积极的社会效果。”

换句话说,政府或科学专家方面由上往下的教育宣导并不能全面解决目前公民社会对于基因改造蚊子的争议。尽管许多出席者聆听了马来西亚昆虫单位主任李汉林博士上个星期四在文冬汇报会的解说,都能接受这项计划的实行, 然而该项计划打从四年前开始设立研究院的一刻,就已经否定了公众的参与。

基于科学民主的思潮,近來先进国家政府在做基因改造科技相关政策決定前,已有从单向的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迈向双向的公众参与的趋势,以丹麦为先驱,许多国家採用公民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等公共参与机制,让公众知情与参与讨论,台湾也曾经举行“基因改造食品公民会议”。

政府不重视咨询民意

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在基因改造课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们的立场不受狭隘的政治经济利益所限,因此能够提出不同于官方或是科学家对于科技竞争的风险知识,更能开放地批评,并成为有效的监督者。可惜的是在马来西亚的基因改造课题上,据我所知,除了槟城消费人协会,就没有任何非政府组织对此表态,以致民众缺乏足够的资讯,无法更全面地评议基因改造科技。

另外,尽管“反对基因改造蚊子联盟”遭批评为“政治化”科技计划,该联盟所提的促进民主进程,让人民参与决策的诉求应该受关注,而且至今当局仍未回复该组织所提出的质疑,例如该计划需要多少资源来维持以及签订的条约等,这些质疑是有必要的,以确保计划能透明地执行。

或许仿效其他国家设立公民会议来讨论基因改造蚊子实验,在目前来看似乎是太奢望,但是我们在意的是发发几封新闻稿、搞搞几场汇报会是不是就代表大家都对此计划表示同意了?既然廖中莱重申基因改造蚊子实验是为了人民的健康,那么关乎全民福利的计划必须要获得各阶层人士参与,而并不只是局限于科学专家而已。
【刊登于《独立新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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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政局牵动校园脉搏 学生运动近年逐渐回涌


作者/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 Oct 25, 2010 01:58:58 pm

学潮翻涌系列(四,完)

【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撰述】随着社会和校园氛围的改变,现今的学生运动已脱离“抛头颅,洒热血”的抗争形式。在学运走向没落甚至被谓为“死亡”的时刻,今年马大校园选举,学生因抗议选举舞弊而包围校长室施压校方重选,久违的激烈抗争氛围重现校园,学运是否正酝酿着反扑的力量?

这两年内表现突出的学生领袖希尔曼(Hilman Idham,右图)以及幕尼尔(Shazni Munir)认为,现今的学生运动不能与过去的相提并论,时代的转变是促使学生运动转型的原因。

希尔曼不同意现在的学生运动走向没落的说法,反之他认为学生运动有渐渐回涌的趋势,他分析:“学生的议题和事件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而改变的,例如在1998年至2004年间(烈火莫熄时代),当时候的政治局势迈入最高点,不过在2004年以后整个政治局势慢慢走下坡,包括当时候的在野党在大选中惨败,间接影响学生运动。”

“在我的认知上学生运动,就是带领议题,学生运动的意思是引领学生议题、带领社会,意思是说若发生任何的议题,学生与青年是站在最前线的。”

“因此, 这就让人家觉得他们是在有议题出现的时候才挺身而出,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是根据政治局势而有更动,所以我们看到在2008年后,学生运动开始有崛起的趋势,一直到现在学生运动的气势依然继续,我国的政治局势蓬勃,因此学生运动也随之活跃起来。”

“再看2010年6月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有许多的情况涉及到大专生,而且学生议题不断。”

大学生关注切身课题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学生运动的崛起与学生捍卫贫民问题,学生关注社会课题息息相关,若拿来与现在的学生运动对比,不难发现学生运动目前已经转向关注校园民主课题,鲜少触碰社会议题。

可是,刚赢得马大纵火案官司的现任全国大专团结阵线主席幕尼尔(Shazni Munir)并不那么认为。

幕尼尔(左图)说:“目前的学生运动是把焦点集中在学生议题上,因为没有人要关注大学生的问题,政治人物忙于讨论各自议题,公民组织则忙于为民生课题斗争,大学生的议题呢?谁要为他们斗争?”

“例如今天的案件(国大生挑战《大专法令》违宪),谁会要为学生斗争反对《大专法令》,如果不是我们大专生本身 ?我们要寄望谁,要高等教育部长废除《大专法令》吗?”

“我们不否认学生要参与这个社会,与人民站在一起,我也认为那是大专生的一种责任,我认为不是不注重其他的议题,可是其他的议题已经有其他的团体有在注意了,例如《内安法令》。不过,学生组织有参与废除《内安法令》联盟(GMI)、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对于英化教数理课题,学生也拥有自己的立场。”

幕尼尔认为,60至70年代的学生运动偏向于关心社会,因为之前没有像废除《内安法令》的联盟、公选盟的组织,当时候只有执政党、在野党、劳工会以及学生组织而已。因此,他认为学生运动的本质在于如果没有人注意到的议题,学生就会挺身而出。由于,现在的联盟和组织已然扩大,如果大专生争取的议题与其他的组织重叠的话,这会导致无法突出特定的斗争议程。

“为什么要突出学生的议程,因为没有人愿意为学生挺身而出,国会议员是其中一个最有可能会为学生发言的人士,可是他们充其量也只表示这个法令不应该存在、学生应该被赋予权利云云,最后争取废除的还得靠学生的斗争。”

学生从街头走到“面子书”

希尔曼的观点与幕尼尔的大同小异,“我认为现今的学生运动,不能与以前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如果我们提及集会示威,为什么现今大专生的示威、集会日益减少? 因为这个时代的学生运动与1974年学生运动高潮的时代相比,或者是60年代的学生运动相比是有所差异的。”

“那时没有电话简讯的这种科技,可是现在我们虽然有很多科技的便利,同时我们也拥有很多的形式与资源,打个比方说我们有电话的文字简讯,我们可以直接获取资讯,我们可以轻易获取大使路法庭的最新消息就,算我们身在其他的州属。”

希尔曼指,学生运动仿佛现在都体现在面子书(Facebook)上面了,“学生透过面子书表达以及宣泄他们的不满,学生不再透过演讲角落宣泄他们的不满,换作是以前他们并没有管道宣泄他们的不满, 若不在演讲角落,哪他们还可以在哪里?因此,全球化导致学生运动与转向不同的方式,与以前的学生运动的方式有所差别。”

希尔曼认为大家有感学生运动沉寂下来,是因为大家把学生运动等同于街头示威,仿佛没有了集会就没有学生运动,他说:“目前的学生运动对我而言,是处在一个相对保守的框架里,因为我们一味地认为学生运动是要下乡抗争,学生运动只有在有示威和集会时才会存在,学生运动等同于群众演讲,其实学生运动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操作的。”

他举例:“打个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人开始以电影分享会的形式出现,这也是一种教育社会的管道,然后我们透过辩论的方式或是一般的论坛形式,现在也有人透过影像的方式、也有人创作/有人透过乐队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批判。”

组织面临新旧不继问题

因此,他认为学生运动最重要的一环是学生运动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最终的目的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要提高社会以及学生的醒觉意识,那我们就应该用尽一切的方法去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理应要先理清学生运动的目标,然后再衡量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

分别身为全国大专团结阵线的现任和前任主席的米尼尔和希尔曼表示,目前学生运动面对的问题包括学生组织之间的共识,以及新旧接替的问题,希尔曼说:“以全国大专团结阵线为例,他们对不同思想流派(aliran)的组织感到非常的抗拒,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他们应该欢迎其他这些学生组织的加入,这些学生加入不应该被边缘化。”

“为什么马大的回教学生协会没有落力帮忙法米惹扎争取举办学生运动历史讲堂,是因为法米跟他们是不同褂的,还是因为法米是一名社会主义的人士,还是法米是一名共产主义者,那是什么原因?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是否觉得他们可以不去理会和他们不同思想的人士,可是那是推动学生运动的时机啊。”

希尔曼认为种族主义的隔阂会影响学生运动,“种族之间的问题将会导致学生组织之间的团结破工,打个比方说不同族群之间存有语言沟通的障碍,拥有文化上的问题,拥有宗教原则上的问题,可是对我而言这应当被协调,我们应该接受各族之间的差距,不过我们还有讨论的空间,我们可以协商,这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幕尼尔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学运组织面临新旧不继的问题,“我们要如何教育学生走入社会?我们要如何让大专生的思考和想法呈现一致性,来产生一个固定的理念,我们看现在,任何的事物都能够成为大家的理念,例如一本书也可以是我的理念,理念是一个和抽象的事,或许有人会说我不需要去示威,我只需要坐在电脑前,就可以表达我的立场和理念了。”

访问的当日,适逢四名国大生挑战《大专法令》违宪一案的判决日,虽然最后吉隆坡高庭驳回了他们的申请,而四名学生也可能面临校方传召出席听证会的可能,然而却体现了大专生勇于伸张正义,争取自己的权益的精神。学生运动在每个时代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当我们为学生运动不如当年勇感到无奈的时候,同时应该庆幸在历史的洪流里,学生运动之火不曾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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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主权渐失 校园气氛由热转冷

作者/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 Oct 12, 2010 12:23:36 pm

学潮翻涌系列(三)

【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撰述】打从1960年代开始,胸有热情的学运学生从未停止追求民主、平等和自由,他们在烈火莫熄时期,扮演着打破白色恐怖、为种族运动树立新价值的角色。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前组织秘书李凯伦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访问时指出,搞学运时的恐惧不是没有,尤其是当年不盛行发文告,《大专法令》还深深钳制着大学生,烈火莫熄世代以身作则,打破校园的白色恐怖之余,也为后来的学生运动开拓新格局。李凯伦叙述说:“那时候会想写文告要放名字,还有《大专法令》的钳制,当时候的恐惧比起现在还要来得强,不像现在文告谁都可以写。”

“以前的学生是一个开拓者,需要冒险。如果害怕,就不做了,不做就没事了嘛。但是我们坚持要做,要让别人看到年轻人的看法,还有我们要用行动表达我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

70年代的马大华文学会前主席李亚遨(原名李芳均)说:“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有思想意识支撑着……我们认为,不管是参加华文学会,还是哪一个形式,应该要改变世界,我们要有这个使命感,当时候的同学都是这样,所以变得不管是搞演出还是示威我们都有(参与),那个热情跟时代背景有关系。”

“当时就有法国的五月大风暴,推翻戴高乐,还有更早的是美国反越战,都是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那时很有强烈的要改造这个世界,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当然改的不对,至少在那时候都有改变世代的想法,不只是一个人这么想,而是整个世代的一个思潮,那个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候有这么大型的运动。”

马大学生会掌握实权

马来亚大学于1961年迁移到吉隆坡,当时候的学生会是在《马来亚大学法令》下成立的。其时的马大学生会比起现在的学生代表理事会更有实权,并非大学学生事务部的傀儡,学生会能够独立操作,名副其实是学生政府,学生能够管理福利事务之余,最重要的是大学的行政部并不会干涉学生会的决定,而且学生会的领导层是透过校园选举,以民主的方式遴选出来,整个过程更由学生本身一手包办。



在没有《大专法令》的箝制下,以前的校园相对的开放和自由,这可以从李亚遨的谈话中感受得到。原名李芳均的李亚遨(右图)说:“以前我们搞活动并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如果要搞演出,只要把马大东姑礼堂租下来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向谁申请,不会有任何的干预。”

“当时候最不同的的地方是校园自主,学生会当时候控制很多的资源,学校的巴士都是我们在支配的;当时的保安真的是‘jaga’(保安)来的,他不能做什么,以前没有门禁,桌子摆下来就能够睡觉了的,他也不能管我们,当时候是很自由的。”

马大学生会当年拥有自己的宪章,并在每年举行常年大会,同时邀请校内的学生团体出席,当时候的学生会就犹如“学生国会”,进行辩论、做决定或修改宪章。现在,要在校园办活动,不但要事先通过学生事务部的批准,而且活动内容和性质必须符合校方的“标准”,尤其是政治这一环更被校方视为“敏感”课题。

当时的校园氛围跟现在有天渊之别,近年来各校的学生事务处频频插手干涉学生活动,近期年轻艺术工作者法米惹扎四度欲进校园办《60年代马大学生崛起历史》讲堂不果、马大华文学会邀政治人物同台辩论而遭秋后算账。

活跃学生领袖留级

李亚遨透露,在70年代,马大华文学会的学生运动以文化形式展开。他们号召其他的文艺团体,包括校友会、青年会一起北上南下巡回演出,其影响力不输一般的学生运动。

他说:“到1974年春雷大汇演时,全国各地40多个团体,40多个团体演出400多个项目,这是根据政府提在白皮书里面有所统计。”

李亚遨说,以前的他们犹如职业活动搞手,“奚克侨是医学系的学生,本来就很久,在加上留级不是更久咯,还有希山幕丁莱益斯(Hishanmuddin Rais)也是留级,是搞活动所以留级,而不是特地留级”。

“这是与现在学生的差别,我看现在的学生很难想象当时我们的投入的程度,希山幕丁莱益斯没有读书的,我们也是这样的。”

“还好我们那时候的考试是一年考一次的英国制度,大考之前,你的上课的讲义有准备好,那么大考前,老师就是会出讲义上的东西,只要大考前两个月坐下来读书就会过关的,讲师本身出题,所以一定是出讲义的。”

他回想道:“不过像我们这些学生常常不上课的,我们就有问题,连讲义都有问题,我是以前有几个女同学跟我很好,以前又没有得复印,只好用蓝靛纸(Carbon Copy),我们随时有蓝靛纸,(同学)抄了就给我们;要考试的时候就约在某个讲堂一起温习……当年希山幕丁留级不只一次,奚克侨第三年留级一次。”



李亚遨说,学生领袖毕业之后,他们所累积的经验也随之而去,这是学生运动的一个问题,“或则可以说任何学生运动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断层问题,你无法像政党或是社团那样,(学生不如)林吉祥那样一个政党可以搞了几十年……”

“学生运动的承先启后是一个问题,所谓的经验教训也无从谈起,即使我们能写文章和回忆录,仅可以给后代参考,毕竟不是他们的经验,所以不容易处理。”

“然后特别要重视的是组织和动员,如果搞学运,不管你做那件事,搞哪个运动发现都是同样脸孔,也不是好事,所以怎样吸引,怎样搞活动能够吸引很多同学来参加,这点要好好地去策划。”

大专生对政治冷感

纵观今天国家风气云涌的政治局势,308大选后,我国的政治来到了分水岭,两线制雏形初现、许多贪污、舞弊事件一一浮上上水面、打压人权包括媒体、集会、言论自由事件一幕幕上演,而我们的学生在哪里?大学生要如何带领社会,在这一场国阵和民联的政治角力中,走向民主?此事虽然值得深思,可是看来却有点遥不可及。

相比起过去学运分子的狂热,在社会的潜移默化下,今天的许多大专生都以追求文凭为主要求学目的,而失去对治学的严谨和认真,更不能够相信以知识的力量改变社会。在《大专法令》的钳制下,许多的大专生感觉事无可为,拒绝关注国家大事更倾向于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对不合理的现象沉默、接受“大专生不应该参政,大专生要好好读书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的论调。

今天马来西亚的学生运动的死亡固然是拜《大专法令》所赐,但纵然《大专法令》被废除,情况也未必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善。学生运动要重生,首先要在校园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身为知识青年的大专生要大胆地提出本身的看法,面对校园种种不合理地现象勿采取疏离或退缩的态度,重新肩负当年学运关心国家和社会的理想。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前组织秘书李凯伦(左图)在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访问时指出,纵然在现今的马来西亚改革运动中,民主参与程度提高了,可是学生不再扮演过去政治动荡时的活跃角色,“现在很多是自发性的议题,例如说迦玛事件,有人会在面子书上(动员),不会再有人想到学生组织,因为大家已经找到了一个平台,他们可以通过面子书宣传。”

他补充:“而且现在大家也比较随性,都是针对议题性来表达我的看法,我(青年与学生)不会给你(学运组织)高度的配合,不会说要参加当会员,因为他觉得他比较不想受到约束,这种获得新的思想的人,这是新的想法,学运组织要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别人参与你的团体来实现他们的诉求,学运本身不应该走回过去人走过的路。”

言下之意指,学生组织目前面对内忧外患,除了不再肩负当年学运关心国家、社会的理想,同时也因为不能及时应对时代的变化,而面临组织断层危机。

李凯伦认为问题不在于近十年没有如烈火莫熄的情况出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今学生组织缺乏分析能力,“问题是学生组织立场是什么,现在我看到的问题是你(学生组织)根本没有自己的立场嘛。例如文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是整理我们对事情看法的工具,如果你连文告都写不出来的时候,就证明你没有看法。今天若有课题,马来西亚学生与青年民主运动(简称“学运”)是否能够跟我们讨论,学运会不会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出路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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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莫熄时期顺势而起 学生运动迈向跨族合作



作者/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 Oct 08, 2010 11:50:48 am

学潮翻涌系列(二)

【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撰述】1998年的一场烈火莫熄,划破了马来学生运动长达十年的寂静。

12年前的那一场壮烈的政治运动,为十年后的政治改革、社会要求和平,自由和民主奠定基础,烈火莫熄运动的代表人物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左图)已是现在的国会在野党领袖。这场政治运动掀开马来西亚政治的新页,同时让马来西亚沉寂已久的学生运动死灰复燃,更让学生运动迈向跨族群的合作。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导致首相马哈迪和副首相安华意见分歧,安华被革职后,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烈火莫熄集会,直到安华在《内安法令》下被捕、被全国总警长挥拳殴伤,再到鸡奸罪名成立,期间的贪污舞弊、朋党主义、警方滥权一一浮上台面,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前组织秘书李凯伦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许多在籍的大专生,看到社会的问题,包括人权问题,一个副首相(安华)也可以被打到黑眼圈。”

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风气,将马来西亚学生运动推向高潮。烈火莫熄时代的学生运动,让失去多年的跨种族合作再次重现。虽然在烈火莫熄之前,已经有全国回教学生协会(GAMIS)、马来西亚国家回教学生学会(PKPIM)以及马来西亚回教青年阵线(ABIM)等学生组织,可是当时华裔学生搞的是学生华裔理事会和华文学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甚弱。

促成跨族群合作


李凯伦在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访问时,回忆起1999年的4月14日安华鸡奸案下判的前一晚,即4月13日,学运发起了黑色14(Black 14)烛光晚会,他打趣地说:“学运与马来学生组织合作初期时,彼此还存有猜疑,大家都在质疑我们会不会临时看到警察,而害怕就跑,结果那一晚他们‘放飞机’,不过他们有派人来监督。”

结果,烛光晚会并没有顺利举办,警方和内政部官员还抢夺李凯伦和学运的同伴们的布条,唯警方没有逮捕任何的人,不过这一切都被派来“监督”的同学看在眼里。那一夜以后,学运与其他学生组织开始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联系,不同种族学生组织之间的合作也相继成形。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促成了全国大专生联盟(Solidariti Mahasiswa Malaysia)的成立。这个跨族群大专生联盟成立的渊源,可追溯到1998年学生运动的历史背景,李凯伦(左图)说:“以前是先有全国学生理事会(MPM),然后再把合作转换成GMMI,跟着就和总警长展开和平对话,那时候有不同的种族,久了大家比较有默契,大家也对学运也比较了解、有信心。”

为了反对政府引用《内安法令》逮捕及扣留政改领袖的不民主行径,全国大专生成立了全国大专生废除内安法令联盟(Gabungan Mahasiswa Mansuhkan ISA,简称GMMI)。他们曾提呈备忘录予全国总警长诺利安麦,并曾在2001年6月8日在国家回教堂举行反对《内安法令》和平集会,其中有七名学生因此被警方援引《警察法令》起诉,此事件也被称为“内安法令7”(ISA7)。

在全国废除大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成立之前,1999年的4月15日,五位分别来自不同大专的代表,首次以不同种族的姿态,呈交命名为《迈向恢复国家公正制度的方向》备忘录给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尤索晋,以表达大专生不满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处理安华事件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包括殴伤前副首相安华以及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等人,因此也引发了工大代表杨凯斌被校方援引《大专法令》提控事件。

学运展开文明对话

杨凯斌(右图)出席听证会当天,共有200名工大生以及其他的学生代表理事会代表齐集工大,举行和平请愿,声援杨凯斌,并在之前收集了1019个签名。杨凯斌事件后,学生要求社会改革行动陆续有来,同时积极打破种族之间的隔阂。李凯伦提到,当巫青团恫言要火烧隆雪华堂的时候,学运开始召集一些各族的年轻人抗议暴力,进行文明对话,增进各族之间的了解。

李凯伦说:“当时对话的内容包括为什么回教徒一天要祈祷五次,为什么回教女生要包头巾,马来人就问什么喝酒,为什么宗教换来换去,问为什么马来人很懒,为什么成绩那么烂也可以当医生,会不会医死人啊……大家便开始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是很片面式的,就像你住在我隔壁可是我并不认识你。”

不过,当然1998年烈火莫熄时代并非学生运动首次的跨种族的合作,跨族群的合作其实早有先例的,从直落昂到打锡乌达拉到华玲事件,大学生声援的对象是“贫民”而非“马来人”,因此参与的大专生不乏非马来人。

虽说当时已存在跨种族合作,但是只局限于马大学生会以及社会主义俱乐部。当时存在的另一个组织马来语文学会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积极争取国民教育政策;而当时已存在的马大华文学会则以文化演出为主。所以学生组织斗争目标各异,所以当时的跨种族合作只是属于小众,还不能将之视为真正的跨种族的合作。

目前以跨族群合作形式出现的全国大专生团结阵线(SMM)是由全国回教学生联盟(GAMIS)、马来西亚全国回教学生学会(PKPIM)、马来西亚学生俱乐部 (KARISMA)、全国独立大专学运组织(KAMI)以及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组成的。除了全国大专团结联盟,跨族群学生联盟尚有废除《大专法令》联盟以及青年与学生联盟。虽然我国的学生运动有寻求跨越单一种族的趋势和醒觉,然而可惜的是依然无法打破各族群学生只在自己的圈子活跃的窘境,就例如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一直以来都是以华裔为主。

政治学者黄进发曾经说过,学生运动的“多元种族性质”,应该体现在其投入(Input)以及输出(Output)上,运动的参与者固然应该是多元种族的,关心的对象也应该是跨种族的,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社会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学运的热情是理想主义的,所以事先不设限或选择性的关心。因此,如何获得各族群的支持,凝聚一股巨大的力量,持续性地对展开批判和改革的理想,是当今学运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

回教运动取代左派运动

过后有20年时间,国内学运低迷,校园活动转向宗教,回教复兴运动影响马来学生;非马来人方面,则是基督教和佛教青年活动的兴盛。对回教学生来说,所有的社会改革和国民团结问题,都放在宗教的脉络下讨论。但回教学生运动也不是一致的, 1980年崛起的马来西亚回教青年阵线(ABIM)其实是回教学生运动中比较温和与主流的力量。无论如何,这类宗教学生活动本质是保守的。

政治学者潘永强在其一篇关于学生运动的文章分析道,1998年安华事件至今出现的这一波学运是政党政治角力的结果,但如果论视野、世界观、格局以及人生观,则没有之前的学运那么深刻和壮阔,大部分集中在校园民主的议题,例如重视学生会的竞选。优点是,现在的学运少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两股包袱,可以比较从容地关心民主和正义的问题。

烈火莫熄以后,马来西亚的学生运动逐渐归于沉寂,大专生的焦点从以前的国家大事转为各自的利益关怀,大专生关心的议题仅限于废除《大专法令》等校园民主议题,甚少就其他国家议题表态。每每出现校方援引《大专法令》控告学生时,校园总会出现季节性且短暂的学运热潮。

在1969年8月31日,约有1000名马大生聚集在演讲角落声援因参与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示威而被捕的学生,出席的学生人数等于校园当时总学生人数的17%。目前正在专研马来西亚学生运动历史的年轻艺术工作者法米惹扎(Fahmi Reza)以这次的集会人数做了一个假设性的统计。

他推算,现在马大共有三万名学生,17%的学生等同于5100名学生,若以全国大学生人数来计算,约100万名学生(包括私立和国立的大学生)的17%就等同于6万8000名大学生,可是回看苏淑桦上法庭挑战《大专法令》违宪时,出席庭讯支持的学生,寥寥无几,学生连关乎自身权益的《大专法令》都视之而不见,更枉论学生对国事的关心了。


最近的四名国大生因到乌雪补选考察,而遭校方援引《大专法令》传召出席听证会,四名国大生最后诉诸法律,继苏淑桦后,成为大专生第二度挑战《大专法令》违宪的案例,虽然掀起了学生之间的涟漪,可是大学生谈废除《大专法令》已久,却总是昙花一现。还有被告在马大校园纵火、擅闯以及涂鸦的马大生,最近被高庭宣判无罪释放,两个案件恰巧在同一个时期宣判,学生运动的气势突然有了回温的感觉,可是有多少大学生关注这两起案件?

学生运动当前的挑战包括在风气云涌的国家局势中,是选择继续满足于校园的民主议题,或是走出象牙塔,重新和社会接轨?同时,自翊维护校园自主和校园自治的学运一直都是校园的少数,要如何确保其运作能够持续性地运作,而非昙花一现,对现有的学运组织来说,是一项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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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殖民意识催生我国学运 左派学运倾轧宗教派崛起


作者/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 Oct 07, 2010 12:39:28 pm

学潮翻涌系列(一)

【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撰述】根据Althbach P.G在《孟买的学生运动》中的看法,在发展中国家,大学生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大部分的精英皆由此而生。放眼世界,大专生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战前的中国,战后初期的各殖民地反殖民统治运动,到70年代泰国、南韩、缅甸、中国大陆的反军事统治、反贪污、支持民主化、到东帝汶但对印尼侵略者的反抗,学生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


学生运动的定义有一个较为中肯的说法,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是学生对于国家社会以及群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具有政治意义,与世界运动有影响的运动。

中国世界史学教授杨人缏说:“一个时代的学运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因为学运的动机不限于学生切身的利益,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学生内部其势力能深入民心,其影响力必须与世运有关。”换言之,每一个时代的学生运动蓬勃和起伏发展,与当下世界、区域性以及国家的政治的局势有莫大的的关系,放眼我国的学生运动历史也何尝不是如此。

虽然1974年的华玲事件以及打锡乌达拉事件是马来西亚较为人知的学生运动,然而马来西亚政治学者潘永强综合我国学生运动各阶段的发展时,归纳出四波浪潮。他认为我国的学生运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萌芽,而当时的学生主要以反对殖民主义,以及争取马来亚独立为斗争目标,因此马来西亚的第一波学生运动是发生在1930年的英殖民时代。

60年代学生捍卫农民

1930年代初期,以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kod)为首的马来人青年协会 (Kesatuan Melayu Muda, KMM) 在丹绒马林的苏丹依斯德里师训学院(Maktab Perguruan Sultan Idris)成立。马来青年协会强调反殖民意识,同时反抗传统上层精英的“资产阶级封建统治”,更主张马来半岛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组成大马来西亚。

马来半岛学生反殖民意识催生了我国的第二波学生运动。在50年代,战后初期至我国独立前后,当时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学生与反殖民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学生连同工运和民族主义者,开反殖民斗争,所关心的议题包括宪制的安排、民主主义、公民权资格、语言与文化权利。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学生运动一直持续至该大学1959年迁移至吉隆坡之后。

马大迁移至吉隆坡的最初几年,学生运动的性质有了明显的改变。学生从关心民族课题,转向只关注学生的事务,特别是关于学生福利的事务。

马来西亚学生运动出现社会及政治性活动大约始于1967年。1967年发生了重大的直落昂(Telok Gong)农耕地事件,社会主义俱乐部也在同年成立。

1967年的直落昂事件,是一场学生为没有土地的贫穷农民争取土地的一场斗争。当时一名叫哈密都亚(Hamid Tuah)的农民在直落昂开拓土地,耕种以及搭建屋子,不料,政府使用暴力摧毁贫民的农作物及屋子。马大学生与讲师们参与了农民的斗争,表达他们对国家贫民课题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直落昂事件改变了过去学生只通过研讨会以及座谈会的方式,并以实际行动表达他们的立场。


1969年几所新大学成立,包括理科大学、国民大学、农业大学以及工艺大学的成立,有许多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在思想进步的学生领袖领导下,学生们开始关注人民生活的重大课题。

1969年全国大选,六名马大学生会领袖成群结队到半岛各地区举办集会,举办群众讲座发表他们的全国大选宣言。这六名学生包括马大学生会当时的主席邝锦洪、副主席庄来发、总秘书赛哈密阿里(Syed Hamid Ali)、财政秘书郑文雄以及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杨泉。他们各自以华语、英语、马来语、福建话以及广东话,结合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发表宣言,包括:呼吁人民支持适合的政党、呼吁选民理智投票、要求平分土地、人人皆享有言论自由、撤销安全法令以及废除军事基地。

他们的所到之处,都获得了群众热烈的反应,与当时其他的政治和民间力量促使在野党在1969年大选中首次否决联盟的三分二国会议席,且夺得数个州属的政权,然而由于过后发生了513种族冲突事件,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以致这段学运历史极少为人所提及。


70年代马大校园兼容各派

1970年代前,马大华人学生占七成之多,1970 年代后逐渐减至三成左右,而马来族学生则大量增加,多数来自农村,所以就把农村贫穷和回教的议题带进校园。1974年,校园的左派和右派学生发生了两场为人津津乐道的学生运动既华玲(Baling)反饥饿游行以及打锡乌达拉(Tasek Utara)木屋反迫迁事件。当时候通货膨胀,橡胶价格大跌,学生与贫民连成一线,捍卫这些饥寒交迫的贫民。

1970年代的马大校园,保守、左派与右派皆在校内活动,反映了当时马来西亚政治的激荡,浮动和转型过渡的特色。不过由于60年代末左派学运开始崛起,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影响较大。马来亚社会主义俱乐部于在1967年成立,继承了新加坡时期的传统。当时除马大马来文学会外,马大回教学生会、马大淡米尔文学会,也曾由来自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领袖控制。

1974年,当学生运动在马来西亚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1961年成立的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不幸在这场漩涡严重受挫,在学生运动平息之后,国会在1974年的12月19日宣布的白皮书中,指马大华文学会涉及共产党的颠覆行动,关闭马大华文学会。


校园的左派势力被压制之后,右派势力随之崛起。政府颁布白皮书过后的20年间,国内学运低迷,校园活动趋向宗教化,回教复兴运动影响马来学生;非马来人方面,则是基督教和佛教青年活动的兴盛。对回教学生来说,所有的社会改革和国民团结问题,都放在宗教的脉络下讨论。但回教学生运动也不是一致的,1971年成立的马来西亚回教青年阵线(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ABIM)在1980年代崛起,其实是回教学生运动中比较温和与主流的力量。无论如何,这类宗教学生活动的本质是保守的。


政治局势激荡学运

政治学者潘永强(右图)在《大马学生运动的四波五潮》一文中指,1998 安华事件后,国内出现第四波学运,一直持续至今。这一波学运是政党政治角力的结果,但如果论视野、世界观、格局以及人生观,则没有之前三波学运那么深刻和壮阔,大部分集中在校园民主的议题,例如重视学生会的竞选。优点是,第四波学运少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两股包袱,可以比较从容地关心民主和正义的问题。

“从各国经验来看,学运通常伴随著政治变迁,没有政治动荡就很难有学运高潮,而一旦有政治转型期来临,学生是最有理想和单纯的一群,很快就会卷进风潮。所以独立、建国、政治对立的时候,最易爆发学运。”

尽管学生常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动力,但他们甚少直接为政治运动带来成果,因为成功的政治改革,主要还是要看社会群众和政治领袖的作用,学生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甚至没有机会享受成果。但是学运与一般社会运动最大区别是,学运力量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也是脆弱的,一旦遭受国家强硬打击,就随时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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