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潮翻涌系列（三）
【本刊实习记者黄翠妮撰述】打从1960年代开始，胸有热情的学运学生从未停止追求民主、平等和自由，他们在烈火莫熄时期，扮演着打破白色恐怖、为种族运动树立新价值的角色。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前组织秘书李凯伦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访问时指出，搞学运时的恐惧不是没有，尤其是当年不盛行发文告，《大专法令》还深深钳制着大学生，烈火莫熄世代以身作则，打破校园的白色恐怖之余，也为后来的学生运动开拓新格局。李凯伦叙述说：“那时候会想写文告要放名字，还有《大专法令》的钳制，当时候的恐惧比起现在还要来得强，不像现在文告谁都可以写。”
“以前的学生是一个开拓者，需要冒险。如果害怕，就不做了，不做就没事了嘛。但是我们坚持要做，要让别人看到年轻人的看法，还有我们要用行动表达我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
70年代的马大华文学会前主席李亚遨（原名李芳均）说：“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有思想意识支撑着……我们认为，不管是参加华文学会，还是哪一个形式，应该要改变世界，我们要有这个使命感，当时候的同学都是这样，所以变得不管是搞演出还是示威我们都有（参与），那个热情跟时代背景有关系。”
“当时就有法国的五月大风暴，推翻戴高乐，还有更早的是美国反越战，都是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那时很有强烈的要改造这个世界，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当然改的不对，至少在那时候都有改变世代的想法，不只是一个人这么想，而是整个世代的一个思潮，那个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候有这么大型的运动。”
马大学生会掌握实权
马来亚大学于1961年迁移到吉隆坡，当时候的学生会是在《马来亚大学法令》下成立的。其时的马大学生会比起现在的学生代表理事会更有实权，并非大学学生事务部的傀儡，学生会能够独立操作，名副其实是学生政府，学生能够管理福利事务之余，最重要的是大学的行政部并不会干涉学生会的决定，而且学生会的领导层是透过校园选举，以民主的方式遴选出来，整个过程更由学生本身一手包办。
在没有《大专法令》的箝制下，以前的校园相对的开放和自由，这可以从李亚遨的谈话中感受得到。原名李芳均的李亚遨（右图）说：“以前我们搞活动并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如果要搞演出，只要把马大东姑礼堂租下来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向谁申请，不会有任何的干预。”
“当时候最不同的的地方是校园自主，学生会当时候控制很多的资源，学校的巴士都是我们在支配的；当时的保安真的是‘jaga’（保安）来的，他不能做什么，以前没有门禁，桌子摆下来就能够睡觉了的，他也不能管我们，当时候是很自由的。”
马大学生会当年拥有自己的宪章，并在每年举行常年大会，同时邀请校内的学生团体出席，当时候的学生会就犹如“学生国会”，进行辩论、做决定或修改宪章。现在，要在校园办活动，不但要事先通过学生事务部的批准，而且活动内容和性质必须符合校方的“标准”，尤其是政治这一环更被校方视为“敏感”课题。
当时的校园氛围跟现在有天渊之别，近年来各校的学生事务处频频插手干涉学生活动，近期年轻艺术工作者法米惹扎四度欲进校园办《60年代马大学生崛起历史》讲堂不果、马大华文学会邀政治人物同台辩论而遭秋后算账。
活跃学生领袖留级
李亚遨透露，在70年代，马大华文学会的学生运动以文化形式展开。他们号召其他的文艺团体，包括校友会、青年会一起北上南下巡回演出，其影响力不输一般的学生运动。
他说：“到1974年春雷大汇演时，全国各地40多个团体，40多个团体演出400多个项目，这是根据政府提在白皮书里面有所统计。”
李亚遨说，以前的他们犹如职业活动搞手，“奚克侨是医学系的学生，本来就很久，在加上留级不是更久咯，还有希山幕丁莱益斯（Hishanmuddin Rais）也是留级，是搞活动所以留级，而不是特地留级”。
“这是与现在学生的差别，我看现在的学生很难想象当时我们的投入的程度，希山幕丁莱益斯没有读书的，我们也是这样的。”
“还好我们那时候的考试是一年考一次的英国制度，大考之前，你的上课的讲义有准备好，那么大考前，老师就是会出讲义上的东西，只要大考前两个月坐下来读书就会过关的，讲师本身出题，所以一定是出讲义的。”
他回想道：“不过像我们这些学生常常不上课的，我们就有问题，连讲义都有问题，我是以前有几个女同学跟我很好，以前又没有得复印，只好用蓝靛纸（Carbon Copy），我们随时有蓝靛纸，（同学）抄了就给我们；要考试的时候就约在某个讲堂一起温习……当年希山幕丁留级不只一次，奚克侨第三年留级一次。”
李亚遨说，学生领袖毕业之后，他们所累积的经验也随之而去，这是学生运动的一个问题，“或则可以说任何学生运动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断层问题，你无法像政党或是社团那样，（学生不如）林吉祥那样一个政党可以搞了几十年……”
“学生运动的承先启后是一个问题，所谓的经验教训也无从谈起，即使我们能写文章和回忆录，仅可以给后代参考，毕竟不是他们的经验，所以不容易处理。”
“然后特别要重视的是组织和动员，如果搞学运，不管你做那件事，搞哪个运动发现都是同样脸孔，也不是好事，所以怎样吸引，怎样搞活动能够吸引很多同学来参加，这点要好好地去策划。”
大专生对政治冷感
纵观今天国家风气云涌的政治局势，308大选后，我国的政治来到了分水岭，两线制雏形初现、许多贪污、舞弊事件一一浮上上水面、打压人权包括媒体、集会、言论自由事件一幕幕上演，而我们的学生在哪里？大学生要如何带领社会，在这一场国阵和民联的政治角力中，走向民主？此事虽然值得深思，可是看来却有点遥不可及。
相比起过去学运分子的狂热，在社会的潜移默化下，今天的许多大专生都以追求文凭为主要求学目的，而失去对治学的严谨和认真，更不能够相信以知识的力量改变社会。在《大专法令》的钳制下，许多的大专生感觉事无可为，拒绝关注国家大事更倾向于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对不合理的现象沉默、接受“大专生不应该参政，大专生要好好读书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的论调。
今天马来西亚的学生运动的死亡固然是拜《大专法令》所赐，但纵然《大专法令》被废除，情况也未必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善。学生运动要重生，首先要在校园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身为知识青年的大专生要大胆地提出本身的看法，面对校园种种不合理地现象勿采取疏离或退缩的态度，重新肩负当年学运关心国家和社会的理想。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前组织秘书李凯伦（左图）在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的访问时指出，纵然在现今的马来西亚改革运动中，民主参与程度提高了，可是学生不再扮演过去政治动荡时的活跃角色，“现在很多是自发性的议题，例如说迦玛事件，有人会在面子书上（动员），不会再有人想到学生组织，因为大家已经找到了一个平台，他们可以通过面子书宣传。”
他补充：“而且现在大家也比较随性，都是针对议题性来表达我的看法，我（青年与学生）不会给你（学运组织）高度的配合，不会说要参加当会员，因为他觉得他比较不想受到约束，这种获得新的思想的人，这是新的想法，学运组织要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别人参与你的团体来实现他们的诉求，学运本身不应该走回过去人走过的路。”
言下之意指，学生组织目前面对内忧外患，除了不再肩负当年学运关心国家、社会的理想，同时也因为不能及时应对时代的变化，而面临组织断层危机。
李凯伦认为问题不在于近十年没有如烈火莫熄的情况出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今学生组织缺乏分析能力，“问题是学生组织立场是什么，现在我看到的问题是你（学生组织）根本没有自己的立场嘛。例如文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是整理我们对事情看法的工具，如果你连文告都写不出来的时候，就证明你没有看法。今天若有课题，马来西亚学生与青年民主运动（简称“学运”）是否能够跟我们讨论，学运会不会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出路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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